英國一位語言學教授凱瑟琳·史都華曾經打趣地說：「我可以用七種語言點咖啡，聽起來是不是挺厲害？但實際上，這也只是世界語言總數的大約0.1%。」這句話乍聽誇張，但她並沒有錯。根據2025年《世界語言資料庫 Ethnologue》的統計，當今全球大約有7,159種語言正在被使用，而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數以千計的方言。
這樣的數量讓人難以置信。畢竟我們日常接觸的語言不外乎英語、西班牙語、法語、德語、中文，頂多再加個葡萄牙語。但語言的豐富性往往隱藏在地圖邊緣的小社區裡。例如印尼和巴布亞紐幾內亞，這兩地加起來就擁有超過1,500種語言，是整個歐洲語言總數的好幾倍。
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往往屈指可數，有些甚至只有十幾人。像是日本北部的愛努語，如今僅剩約十位母語使用者，語言傳承幾近中斷；俄羅斯東北角的楚科奇語，仍有約五千名使用者，但多數年輕人已轉而說俄語；南美洲的佩蒙語，則靠著跨國部落在委內瑞拉、巴西與蓋亞那之間延續，語者約兩萬四千人。
德國語言保育組織 Linguistic Futures 的青年項目負責人馬克·貝克爾指出：「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，未來一百年內將會有一半的語言從地球上消失。」根據目前的觀察，平均每十四天就有一種語言走向終結。而語言一旦消失，所代表的文化、知識與思維方式也會隨之消失。對教育工作者來說，這不僅是語言學的議題，更關乎文化多樣性與教育公平。
然而語言真的只能等死嗎？其實不然。在歐洲，有些語言已在民間的努力下慢慢復甦。南法城市土魯斯的地鐵站，站名會以法語與奧克語（Occitan）雙語播報。這種帶點西班牙音調的羅曼語，如今在法國僅剩不到十萬位母語者。但透過公共語言政策的推動，它仍保有在當地作為第二語言的生命力。
語言能否延續，往往與教育制度與社會支持密切相關。在委內瑞拉，如果說佩蒙語的孩子不懂西班牙語，幾乎無法接受教育或找到工作。而在日本，愛努語曾長期被視為「低等語言」，導致族群主動放棄傳承。當語言被社會貼上負面標籤，若教育體系又只容納單一語言，就很難讓少數語言有生存空間。
英國教育社會學者凱倫·杜赫提曾在聯合國的一場研討會上指出：「語言的選擇，其實就是一種身份的選擇，尤其是在跨國婚姻與移民家庭中更明顯。」她舉例一對住在倫敦的夫妻，丈夫來自委內瑞拉，會說佩蒙語與西班牙語；妻子來自俄羅斯楚科奇族，也會說俄語與楚科奇語。他們的孩子最終學會的語言，既不是佩蒙，也不是楚科奇，而是主流的英語與西班牙語。
這正說明了一個當代社會的矛盾：我們一方面推崇多語環境與全球移動力，另一方面卻不自覺地削弱語言多樣性。語言的傳承不僅是家庭的選擇，更受到教育政策、文化觀念與社會結構的影響。例如加拿大與紐西蘭，政府就投入大量資源復振原住民語言，開設語言學校、雙語節目與出版物，成效顯著。
但維持多語教育的成本不容小覷。要建構一個真正的多語社會，等同於在醫療、司法、行政、媒體與教育等各個領域都必須提供語言支援。瑞士雖僅有八百多萬人口，卻擁有四種官方語言（德語、法語、義大利語與羅曼語），每一語區都需維持完整的體系。對於資源有限的國家來說，這是極大的挑戰。
至於已經滅絕的語言數量，目前學術界保守估計約有573種，但實際數字恐怕遠高於此。畢竟歷史上多數語言都是以口語為主，從未有書寫記錄，更不用說能流傳下來。
值得慶幸的是，也有語言「死而復生」的成功案例。希伯來語就是其中最知名的例子——19世紀末在猶太復國運動中被全面復振，如今成為以色列的官方語言。此外，如威爾斯語、馬爾他語與布列塔尼語，也都在教育與社區的共同努力下重回日常生活。
教育，無疑是語言命運最關鍵的守門人。只要學校還願意用一種語言講故事、唱童謠、教孩子們識字，它就還有生存的可能。語言之所以重要，不只是因為它能傳遞資訊，更因為它承載著一種獨特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對教育者而言，讓孩子們從小就接觸不同語言，不僅是一種語言能力的培養，更是一種文化理解與人文尊重的起點。語言活著，人類文明才能擁有真正完整的靈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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